工具与目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二元性及其耦合(6)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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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与目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二元性及其耦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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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迥异之处，可以清晰得出一点结论：当前中国大环境下所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时哈贝马斯传入中国的 “西式协商民主”相去甚远，二者有价值上的一定契合，但是如果将二者等同，则犯了概念混淆的严重错误。中国政治意义上的 “协商民主”更多的是指 “政治协商”，即更多的是 “Consultative Democracy”而非 “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亦可以解释为一种 “咨询民主”，即政府在决策中向其他社会治理主体询问意见与建议，使决策趋于民主化与科学化，这是对之前政府决策形式的一种突破性创新。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新时代的 “协商民主”应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人民在追求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诉求也逐渐增强，在新时代理应渐进性地满足人民的政治需求，扩宽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使民众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正当表达。

协商民主理论家约翰·S·德雷泽克认为，“协商民主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内运用，每个场所都可以构建一个协商民主的实践，譬如，国家制度的协商、普通公民的协商以及公共领域的协商”［19］。中国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应用的领域也十分广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自形成起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聚合、慎重讨论、沟通交流和政策表达都充满了活力。在中国，它是在政府主导下，对中国共产党参政议政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十八大报告中， “协商民主”自出现于我国政治生活中首次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成为我国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除了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的运用外，协商民主在地方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当前在地方层面也已经出现了各种协商民主制度形式，这些新型制度形式的产生无疑为协商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程序和途径，使各方利益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理性表达，也不至于 “不同的声音”被埋没。可以说，当前中国的 “协商民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协商的范畴，而是深入人民内部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了我国探索协商民主的地方化实践，这也是协商民主的目的性价值在不同领域的运用。

总体来说，新时代的 “协商民主”不应是 “喊口号” “走过场”，而是应该真真切切地落到实处。在协商民主的推行过程中，应将 “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共同融入实践中，中国式协商民主应该追求 “工具”与 “目的”的耦合，将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实践的运用延伸到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各个角落。

四、结语

探讨协商民主的双重价值对于进一步升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和完善中国协商民主实践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协商民主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转型，正扎根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土壤，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向前推动力。从广义上讲，中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协商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却也存在价值理念上的些许吻合。因此，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史中，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也是对民主理论的一种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应该坚持 “目的性价值”与 “工具性价值”的二元耦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考虑到人的 “社会性”，看到 “协商”在人与人的相互合作中的必要性，将民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和善的基础上，从而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合理引导与有效使用，使政治实践为 “共同善”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应实现的价值诉求。

［1］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45.

［3］俞可平.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J］.理论参考，2003（01）：29-31.

［4］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0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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