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与目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二元性及其耦合(2)

第一，生成环境不同。“协商民主”在中西方语境下有不同的生成背景，基于不同背景生成的理论虽带有本身的普遍价值，但却存在因政治环境不同而具有相异的内涵。“协商民主”这一在学术界叱咤风云的政治理论在中西方的产生和发展有各自的社会背景。基于西方政治环境的 “协商民主”是对当今西方社会合法性危机的 “被动式回应”。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政治本身顽疾而带来的金钱政治、政治冷漠以及三权分立体制下立法困境的凸显都在不同程度上催生了西式 “协商民主”的生成。而在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与西式 “协商民主”在浅层价值上有相通之处，但是中国的 “协商民主”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政治协商”）更多的是公共政策商讨中所遇瓶颈的一种“自我解脱”，也是新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 “协商民主”主要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向党外人士征询意见，这种“协商”与其称作 “协商”，不如称其 “咨询”。通过广泛的协商，能够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使一项决定聚集集体智慧，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

第二，理论基础不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在西方社会存在已久的代议制民主的一种 “批判性审视”。它立足于西方民主理论的 “试验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群主义等在西方社会占有重要学术地位的理论的提炼与“再聚合”，从本质意义上来说，西方协商民主归根到底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协商民主。而扎根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多的是在统一战线下的一种应时性运用。这种中国特色的 “协商民主”（又即 “政治协商”）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上升为中国国家基本制度之一。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在缺乏民主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追求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所采取的一种民主实践。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实践意义更大于理论意义。

第三，文化传统不同。在学术界，长期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协商民主价值相契合来论证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合理性。正如陈剩勇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实际上不乏协商政治的思想资源。他将 “君主专制政治下，言官 ‘不治而议，对皇帝和朝廷的政策措施在辩论的基础上提出批评意见’”［6］看作是“中国式协商”的本土土壤。在这一点上，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历程中，的确存在与今天的 “协商民主”中一些价值相吻合的因素。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不是一种 “民主协商”，而更多的是基于封建王权的等级观念下使专制体制得以长效运行的一种 “暂时性策略”。而对于西方来说，协商民主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产物，其核心与基础是各个参与者地位的平等，这是对古希腊时期雅典 “民主协商”的价值回归。在协商过程中，各个行为主体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利益与偏好，倾听别人的观点，并依据公共理性寻求行为者之间的“最大共识”，这种协商民主并不依赖于基于权力结构的决断能力，而是取决于行为体各方的理性力量。在协商过程中，可以反映出各方的真实意愿，这种对话和协商是自由的、平等的、开放而理性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民主。

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来看，中西方的 “协商民主”都与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回顾这些研究，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存在对于协商民主过度解释的问题？ “协商民主”产生于西方，是在西方的政治、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民主理论模式，而无论何种民主模式均不可能普遍适用，都存在与所在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我们对于中国协商民主的研究与解释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既应摆脱 “全盘西化论”，也应避免 “中国根基论”的错位，要借鉴西式协商民主中那些与中国民主相吻合的元素，并实现其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完美融合。

二、“工具”与 “目的”：认识协商民主的价值二元性

认识中西方对于协商民主的认知差异，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起点，但却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分析协商民主各个层面问题所无法绕开的。在认识到中西方协商民主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要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即协商民主的 “工具性价值”与 “目的性价值”。自从协商民主经哈贝马斯被正式引入中国后，学术界对于 “协商民主”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也可以说两者是对于协商民主研究的 “道术分野”。我们的探讨就是以学术界的这种 “二元分歧”为立足点。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1/0509/8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