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与目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二元性及其耦合(3)

（一）协商民主的“道术分野”

近几年来，协商民主一直都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国内学术界对于 “协商民主”的研究来看，大多是对其在实践过程中所带来的 “功能效用”的肯定。一方面，通过对于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以及在实际操作中功用的分析，对其进行学术上的 “推崇”；另一方面，将 “协商民主”应用扎根于中国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论证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理性，以中国现有政治实践的成效获取最大程度的支持与认可。从宏观上讲，学者们对协商民主大体呈 “一边倒”的赞扬趋势，但是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即注重于“道”的目的性价值研究和注重于 “术”的工具性价值研究，而且这两种研究取向呈现一种二元化趋势，学者们都刻意将二者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协商民主的实际功效，对这一新型民主模式的价值性探讨也只是依附于此，而少有对协商民主的价值性目标作直接深入的探究。

学者们基于对民主的独特理解以及自身特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观，对协商民主的价值性目标构建出迥然各异的观点与见解。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将它们概括性地分为以下两类：第一，工具一元论。持 “工具论”者认为， “协商民主”是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时髦概念，它是作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或达成现阶段特定目标的最佳方式。例如，应该将协商理念贯彻于社会治理中，要 “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7］。再如，将协商民主机制应用于民族问题治理过程之中，以 “扩大少数民族群众有序政治参与，进而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8］。第二，目的一元论。“目的一元论”是与 “工具一元论”相对应的价值论观点，持此观点者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 “协商民主”。在他们看来，协商民主的出现是人类民主话语中的一个突破，是对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间接式 “票决民主”的一种回应、纠偏甚至是超越，这类观点大多来自于早期协商民主研究者。例如，陈家刚曾指出，协商民主是 “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它是 “一种决策体制、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一种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能够促进决策合法化、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培养公民道德和平衡自由主义的不足”［9］。从这一层面上看，目的论者将 “协商民主”看成一种正在着力追求的理想型民主模式，他们将协商民主视为实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之 “道”。他们看到了协商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功效，并将其看作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上述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价值性特征，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它们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对于协商民主的 “工具性价值”与 “目的性价值”未进行深入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单一地关注某类价值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却未曾看到二者的耦合。本文接下来将针对以上问题，对协商民主价值做出基本分层的基础上，对其双重价值进行详细分析，并结合新时代中国实际，反思、展望协商民主双重价值在中国实践中的耦合。

（二）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价值一般被理解为 “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10］。在政治学中，民主形式的价值一般可分为 “工具性价值”与 “目的性价值”。其中，目的性价值在民主形式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主要是诠释民主形式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而工具性价值是民主形式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或共同属性。因此，可以说，一个民主形式所蕴含的价值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形式，也同样适用于这一法则，体现了目的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目的性价值在协商民主的运行中发挥着统率作用，它引导着民主形式本身的动态运作，也反映出其本质特征。而工具性价值是协商民主在民主政治层面的实际运用，换言之，工具性价值是实现目的性价值的重要手段与必要方式。从这一方面讲，我们理清了长期以来在协商民主概念讨论过程中所显现的二元性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具有层次性的，是相互联系的，而并非孤立存在。

通常来说，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在于通过讨论和商谈使各方更好地了解所协商之事，汇聚社会各方利益，并提高各方参加公共事务的能力，从而起到培养公民政治意识的连带性作用。协商民主所包含的工具性价值体现着由协商民主所赋予的特殊价值，体现在协商民主的动态制度实践之中。这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谈及 “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主要在西方的语境下进行探讨，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1/0509/8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