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纠正歧视中医的倾向 消除中西医矛盾(4)

为进一步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3月，周恩来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但在纠正知识分子工作错误过程中，“卫生系统刮起一股反中医的冷风”。绝大多数西学中学员放弃了所学中医，不少人还受到冲击，纷纷反映“学了中医上了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医在西医院被认为是“医院里的累赘”。很多中医怀疑中医政策变了，说“过去几年(1958—1960年)的好光景是回光返照”。(《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1962年5月，为贯彻中央精简精神，国务院文教办召开教育系统大会，提出高等院校要砍掉40%。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将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经中医司和教育司协商，保留12所。会议快结束时又传来消息，中医学院仍然只留5所。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紧急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砍掉中医学院对整个中医工作，对广大中医影响非常大。(参见《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第99、97页。)接到吕炳奎信后，周恩来在会议讲话中提出“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最后决定“中医学院不动”。(张殿璞：《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除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外，会后实际保留中医学院21所，使初具雏形的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1969年，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医学院还要办。”(《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5页。)

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泽东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1958年，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和理论家作为一件大事办理，“不可等闲视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2月，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0—711页。)

尽管党中央和周恩来不断提出要求，但卫生部门并没有将中西医结合指示贯彻执行好，尤其在全国迟迟没有找到中西医结合的典型。1969年8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此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找不到中西医结合典型，原因在于“对中西医结合重视不够，提倡不够”，“卫生部没有认真抓”。周恩来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办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周恩来要求“要提倡西医大学中医，成为风气”。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参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5—726页。)

1970年前后，周恩来又多次谈到中西医结合和新医学问题，要求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77页。)中医有很好的传统，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中医有科学性的一面，西医也有缺陷。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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