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谢组学在结直肠癌中西医诊疗应用的研究进展(3)

3 代谢组学在CRC的中医辨证论治中的应用

结直肠肿瘤属中医“脏毒”、“锁肛痔”范畴。结肠是大肠的一部分，在中医理论中与脾肾密切相关。中医认为结直肠肿瘤的病理因素主要是湿、毒、瘀、虚。忧思抑郁，脾胃不和，湿热蕴结，日久化毒，乘虚下注，浸淫肠道，气滞血瘀，湿毒瘀滞凝结而成肿瘤；或饮食不节，久痢久泻，息肉虫积，损伤脾胃，运化失司，湿热内生，热毒蕴结，流注大肠，蕴毒积聚，结而为肿。总之，湿热下注、火毒内蕴，结而为肿是病之标；正气不足、脾肾两亏乃病之本。

大肠癌辨证关键在于首辨寒热虚实，次辨在气在血。大肠癌的病情复杂，临床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目前尚无统一的辨证分型。各位医家[30,31]在传承名家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体会，在对大肠癌的认识上具有一些相同点，如均认为病机为正虚邪实，虚实夹杂。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肿瘤中医诊疗指南》[32](08版)将大肠癌分为如下六种证型：脾虚气滞证、湿热蕴结证、瘀毒内阻证、脾肾阳虚证、肝肾阴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目前较有影响力的分类规范。

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因其主观性和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被现代医学所质疑，辨证结果更是与医生的自身水平密切相关[33]。代谢组学方法可动态研究复杂条件下机体病理生理状态变化，揭示代谢相关疾病本质。这与中医“证”的概念十分契合。“证”是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不是一成不变的。代谢组学显示，随着时间的变化，代谢物的种类、浓度、比例也有变化。由此观之，代谢组学与中医症候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二者可以相互结合使用，将代谢组学用于中医症候研究中，有助于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为中医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魏滨[34]等在对大肠癌和肝癌术后患者的血浆进行代谢组学分析后发现湿热证影响人体的糖代谢，并且以影响糖类物质分解和供能过程为主要特征(糖酵解和TCA是实现人体能量供给的重要通路)，包括氨基酸和嘌呤的转化和降解也受到湿热证的影响。马乃霞[35]通过HPLC-MS技术对晚期肠癌偏实证与偏虚证患者血清样品进行代谢组学分析，利用PCA、OPLS-DA分析法，得出结论：与偏虚证患者对比，偏实证患者血清中异亮氨酸、天冬氨酸、牛磺酸代谢水平较高，但是丙酮、乙酰乙酸以及阿洛酮糖代谢量较低。蒋鑫超[36]使用了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对正常组与实验组对象的代谢情况展开了分析，实验中分别对正常人组和脾虚湿郁证大肠癌组患者的血浆和尿液进行检测分析，结合偏最小二乘法-显着性分析联合法寻找脾虚湿郁证大肠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群。经过研究得出大肠癌脾虚湿郁证的标志物簇，分别是：血清中的甘氨酸、L-丝氨酸、胆碱、精氨酸、柠檬酸五大类，尿液中的丙氨酸、柠檬酸、苯乙酰基谷氨酰胺三大类，同时实验中还发现了代谢物三羧酸循环情况，代谢物色氨酸的通路变化情况，从而为大肠癌疾病诊断或是脾虚湿郁证的证型鉴别提供了客观化和量化的一个标准。

4 讨论

代谢组学技术通过对代谢产物的分析，明确生物体的代谢水平，有利于探索生命调节中完整的代谢调控网络，对进一步了解疾病本质、药物的显效机制及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提供了新的思路[37]。但是目前代谢组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38-40]，如：①关于代谢组学检测数据较繁冗庞大，数据分析消耗时间成本较大，发展至今依然没有建设数据库，很难精准快速地找到对比标记物数据；②目前代谢组学研究样本量小，证候诊断无统一标准导致实验可重复性差，缺少验证性研究；③生物体代谢易受环境、心理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对实验结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果会存在误差，加上各种分析技术的限制，至今还没有一项分析精准全面的方法，需要综合多种方法进行分析，且很多研究都是运用了动物做实验对象，构建的动物模型难以得到行业公认，且人与动物之间具有本质区别，动物实验指导临床缺乏说服力；④对于同个体的不同样本检测结果会存在差异，如：血液检测和尿液检测结果差异较大，结论就会产生分歧，给制定合理精准的治疗方案带来困难。将中医证型引入大肠癌模型中，研究其对大肠癌治疗和预后的影响并不多见。

现代医疗模式正逐渐从重视疾病向重视预防发展，《素问》有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正是中医“未病先防”预防保健观念的体现。大肠癌的早发现、早治疗对于预后十分重要。虽然代谢组学技术并不完全成熟，但不可否认代谢组学技术在结直肠癌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有着其它组学无法取代的优势。代谢组学已经成为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交流融合的桥梁。如果能够将代谢组学与其他生物学科、技术融合，这对于中医领域的证候整体、动态、全面发展将会大有裨益，也将可以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医治疗路径[41]。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1/0717/1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