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动机及其实用主义思想探究(3)

同时，左思入洛之后在文人圈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受讥笑，可以说也是导致左思自卑心理更加严重的一个方面。左思居齐之时，虽然因为相貌和不够聪慧而自卑，但他尚有可以自豪的地方，比如自己的“辞藻壮丽”，比如“颇以椒房自矜”，但是，这一切优势随着左思举家入洛而全部消失了。单是看入洛后的陆机兄弟对于左思《三都赋》而生“盖酒甕”的讥笑便能看出左思当时遭受文人圈的轻视情况，这当然使得素来对文章自负的左思生出发愤著书，以洗先耻的念头来。

三、《三都赋》的实用主义思想

结合以上对《三都赋》创作动机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左思创作《三都赋》并非单纯的为表达某种文学主张或者抒发某种情感而创作的，他创作《三都赋》有其由来已久、积淀已深的特殊心理原因。其实，不管是为了求官、支持伐吴或者自卑心理，左思创作《三都赋》都是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实用动机，因此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时一再声明自己“征实”的主张或许正是受到了自己那些实用的创作目的的影响。

由此而论，“实用”恐怕是左思心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的寒门身份决定了他要想博取功名不可能不劳而获，必须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这样才会有获得功名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左思“貌寝口讷”的特点也使左思不可能通过清谈或者外在神貌等虚浮的东西博得巨大的名声，这也使得左思从小便没有沾染上魏晋清谈那种虚浮而不切实际的风气，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左思“实用”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实用心态，我们既然在文献中缺乏足够的考证，只好求之于左思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中了，这其中，最值得研究的自然是左思花费心血最多的《三都赋》了。在《三都赋》序言之中，左思一再提及班固、张衡等人做赋没有依据实际情况，再看他造访张载、皇甫谧等人求证有关地理人文的资料，“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写实的主张显露无疑。同时，在我们阅读《三都赋》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发现《三都赋》与其他京都大赋都大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其中的《蜀都赋》与《吴都赋》几乎通篇都是在讲吴蜀的山川地理，乃至历史人文，根本没有多少关于“都城”的描述，或者关于都城的描述并非其中的重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考之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我们或许可以找出答案。

汉末之时，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鼎立，战火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之当时的社会生产也大大的受到影响。据《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孙权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7]146这是三国鼎立之时的人口情况，在晋初晋武帝平吴之后，“收其图籍，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後宫五千馀人。”[7]146对比吴国在建国之时与被灭之后的人口可以看出，由于连年征战，吴国的人口在多少年里几乎没有增长，而这些人口对比与两汉之际一个县城人口便动辄几十万的情况而言，可以说萧条至极，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晋武帝之时，虽然天下一统，再无战乱之忧，但全国的经济仍是非常萧条的。

在这种情况下，蜀都益州、吴都建业、魏都邺都不可能有多么繁华的，相比较于班固、张衡之时的西京、东都等，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左思写《三都赋》而要强为三都临摹的话，除非加以夸大修饰，否则描述的肯定不免带有荒凉之气。因此，左思便巧为避让，不过多去描摹三都的景象，而是把笔墨放在山川地理、历史人文这些胜景之上，这样一来，既写出了三都的魅力所在，又避免了夸大不实的毛病。可以说，《三都赋》中多山川地理的描写而少都市景象的描摹正是左思思想中写实而不夸大虚浮的一个显著表现。

四、结语

通过对《三都赋》的创作动机及其对三都的特点描写，我们不难看出左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实用主义思想。左思的这种务实心态及做学问的求实态度使他与当时的文化圈格格不入，社会政治因素又让他不面对残酷现实，这些内外因素使左思的作品有了悲愤的昂扬。纵观左思一生，极强的政治进取心造成左思在日常行动中的实用思想，“寒门文人”的身份特征又使其在政治追求外多了一份文学追求，在文学追求中融入政治诉求，使得左思的文学创作显示出浓厚的实用主义思想，而《三都赋》作为其中代表作品，其实用主义思想则显现得更为全面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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