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来自东中西五个县市的实(5)

对于这样的干群关系，肇庆并不满意。经过重新审视，肇庆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在三个方面做出改变：

一是从原来对立的状态走向合作的状态。

陈宇航认为，回顾过去的工作开展，全国部分农村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 “把政府想象成甲方，农民是乙方，偏重于保护乙方权益，包括改革的方向、征地补偿价格、缩小征地范围、更加严格征地程序等，这个整体是好的，但是操作过程中大幅度增加了工作难度，政府征地越来越难了。”这些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却将政府和农民置于对立状态中，甲方的工作难度加大，乙方因此也没有实现更大的利益，最后土地的市场价值无法兑现，导致双方的利益都没能实现。

于是，在新区开发过程中，要改变原来甲乙双方对立的思路，而是让甲方和乙方坐在一起，变成合伙人，然后按照市场化的手段，遵从市场规律，双方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收益。由此，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便取代了原来甲乙双方博弈或者对立的状态。

二是从被管制的状态带动农民主动融入的状态。

肇庆在股权设计中，切换了广东原有的留用地政策，不再给留用地而是给予农民股权，股权最后可以兑换成商铺。

按照广东原有的留用地政策，征地后要留12%面积的土地给集体经营使用，但政策实行起来，效果不理想，并且易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温床。

肇庆把这12%的留用地兑换成与当时市价等值的商铺，商铺归集体所有。征地由政府来建设，杜绝了村干部预留用地的使用及潜在腐败隐患。同时也有利于新区未来实现连片规划建设，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和插花地。

而8%的永久股权是一个纽带，在未来土地投放市场时，土地的增值收益仍然有8%返给村集体。通过这样的土地入股，农民土地实现资本化，农民的命运和肇庆新区建设紧紧捆绑在一起共进退，成为“城市合伙人”，个人资产与城市发展一起增值，农民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充分保障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也解决了农村治理的根本性问题。

三是从消极市民转向积极市民。

陈宇航介绍，在征地推进过程中，政府曾组织村民到外省参观，来到了某省一个农村进城示范项目。那里盖了很好的房子，农民穿着休闲在小区里散步、闲坐。政府代表对此大为赞赏，但同行参观的一位村干部看了则说，“这不就是混吃等死吗？”

为什么农民眼中看到的是这番景象？肇庆总结，是这个示范项目没有内在发展动力，没有可持续的发展收入来源。农民进入城市后，就业能力差，和原有市民没法比。这种模式只是把征来的地拿出一部分建设，把农民赶上楼、住在小区里，看上去生活环境建设得很好，但实际上农民就只剩下“傻坐着”了。

陈宇航认为，这种情况会带来消极市民，虽然给了农民好的待遇，但是心态却是消极的、被动的，因为自身没有很好的发展条件，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但肇庆的土地制度改革，因为还给村民商铺，能够培养积极市民，他们认为，“城市发展这事儿跟我有关，你（政府）赶紧干，干完之后我多挣钱，我多分红”。

肇庆新区第一批置换出来的商铺大概是3万平方米，要分给14个村集体。但是村集体们要求，不要分到村了。因为商铺的价值跟它的朝向、位置、采光、人流都有密切的关系，分配不均非打架不可。他们提出，每个村都成立一个村级的物业管理公司， 14个村的物业管理公司再成立一个新区的物业管理总公司，这里面都是村民、村集体的股份。总公司选举出董事会、监事会后，董事长自动兼任物业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村民提出，自己都是洗脚上田的人，不懂得怎么去运营这么大面积的物业，于是就聘请职业经理人和职业团队来运营。

“这就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新的模式。”陈宇航认为，这正是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我们一直在探索脱贫攻坚当中高质量、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和措施。界首已经逐步在欠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实现了科技创新对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和带动。

安徽界首市市长何逢阳

界首：从贫困县到国家高新区的探索之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博士市长何逢阳一直在寻找从政的意义。

带领80万人口的贫困县级市界首摆脱贫困，这一定是意义之一，但他认为还远远不够，如何实现持久的繁荣和振兴，这或是作为主政者更长远的命题。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1/0328/706.html